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在质疑、批评中,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无锡办学概貌

我国近现代针灸复兴先驱承淡安先生，通过创设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培养了万余名针灸传人，为针灸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在无锡设社的6年间，是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发展最顺利、成就最辉煌的6年。从教学管理、师资队伍等方面总结了承淡安先生在此设社传学的情况。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与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以陈晓明先锋小说批评为中心

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对中国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小说批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借用西方后结构主义"差延"、"补充"、"空缺"和"重复"这四个关键词,以陈晓明为代表的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游戏,从而为20世纪中国小说批评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     

陈献章"爱亲"为大的孝道观及其意义

孝,作为支配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长期以来已经渗透于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思维定式,构成了中国传统主流伦理范畴系统的核心部分。陈献章以天道自然作为自己孝道观的理论基础,主张孝以"爱亲为大"、孝要"一以贯之"、孝应"尽其在我"。这样就使儒家传统的孝道理论与道家的天道自然法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道家思想对陈献章的影响。     

“成于三”的思维定势与司马迁思想的结构特征

“成于三”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一个洞察历史的新视点。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视点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注意。笔者认为,这一视点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突破了中国古代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和合式的思维定势;作为一种哲学,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哲学,不但瓦解了自足型、封闭型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语言霸权主义,导引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衍化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或生存哲学,体现了司马迁构建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吁求。它不但成就了司马迁特殊的人格,成为司马迁特殊人格的象征;也成就了司马迁的思想,成为司马迁创新思想的标志。其主要特点是,生成性、超越性、稳定性和平衡性。     

“鼓担”购书与《红楼梦》全璧

据程伟元自称,《红楼梦》后40回的一部分残稿是高价从“鼓担”上收购来的。胡适则认为“鼓担”购书类似神话,并且为程高二人串通作伪之“铁证”,后40回为高鹗所续之说遂成“定论”。据深谙故都旧俗人士的看法,程伟元购书于“鼓担”,不但合情合理,且属其搜罗佚书必循之途径。由此认定《红楼梦》后40回绝非程伟元、高鹗所续。胡适的高鹗“续书说”不能成立。     

论“程腔”的艺术价值

京剧大师程砚秋创造的唱腔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发声方法,开创了旦行演唱艺术的新境界,拓宽了唱腔审美的新视野;唱腔字韵的严格考究,提升了京剧旦行行腔的规范化水平,促进其全面走向历史性成熟;其中折射出的开放意识、博大胸怀和创新精神,成为京剧艺术宝库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杨万里主体性诗学刍议

法度与自由的关系是理解杨万里诗学的切入点。由此出发,遵从杨万里诗学的学理逻辑主线,逐层把握杨万里诗学的理论基点、丰实意蕴以及诗人主体精神的结构性征的内在诉求,进而实现对杨万里诗学的超越性层面的有效清理。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